谈及民国工商业，世人常冠以 “黄金时代”的标签，彼时上海十里洋场商贾云集，轻工业、商贸业遍地开花，民族资本一度迎来喘息与发展的窗口期。这份看似蓬勃的经济景象，常被归因于“无政府管控”的自由红利，仿佛是放任自流催生了市场活力。可拨开繁华表象便会发现，民国时期的工商业繁荣，从来不是健康有序的自由生长，而是政府管控彻底缺位、治理职能全面失效下的畸形繁荣，是裹挟着乱象、脆弱与短命的虚火，既无长效发展的根基，更难逃快速崩塌的宿命。
不可否认，管控缺位确实为民国工商业撕开了短暂的发展口子。晚清覆灭后，北洋政府自顾不暇，南京国民政府虽实现形式统一，却深陷军阀混战、派系倾轧、外敌环伺的泥潭，中央权威涣散，地方各自为政，既无精力、也无能力推行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，更无法构建完备的经济监管体系。昔日专制王朝对工商业的打压、苛捐杂税的盘剥、行业经营的桎梏大幅松动，加之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，民族资本得以挣脱束缚，迎来发展机遇。
展开剩余67%这一时期，民间资本自由涌入市场，纺织、面粉、卷烟、化工等轻工业快速崛起，商会、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自发运转，成为行业自治的主力；商贸流通不受严苛政令限制，海内外贸易往来频繁，大量工商业市镇兴起，民族资本总额短时间内大幅攀升。相较于明清时期官府对工商业的严密管控、横征暴敛，这种近乎“无政府”的放任状态，确实打破了传统经济的桎梏，让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快速生长，造就了民国工商业昙花一现的繁华。
但管控缺位带来的自由，终究是失序的自由、野蛮的自由，非但没能筑牢工商业发展的根基，反而埋下了无数致命隐患。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，从来不是毫无约束的放任，而是需要政府做好“守夜人”，搭建制度框架、维护市场秩序、保障产权安全、抵御外部风险。可民国政府连最基本的治理职能都无法履行，所谓的“无管控”，本质是政府失职、权力真空，最终让工商业发展陷入混乱与脆弱的境地。
首先，产权与经营无保障，资本生存朝不保夕。政府管控缺位，意味着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保护私有产权，没有稳定的政策护航企业经营。军阀割据之下，各路军阀随意设卡征税、敲诈勒索、强征资产，民族资本家稍有资产便可能被巧取豪夺；官僚资本趁机坐大，依托权力垄断资源、挤压民企，民间资本毫无公平竞争的环境。企业经营全凭运气，既无稳定的营商环境，也无长期发展的预期，大多只能追求短期牟利，无心投入技术研发、扩大再生产，工商业发展始终停留在浅层，难以实现质的突破。
其次，市场秩序彻底混乱，投机之风压倒实业。缺乏政府监管与行业规范，市场完全处于野蛮生长状态，投机倒把、恶性竞争、假冒伪劣盛行。股市、债市沦为资本博弈的赌场，权贵与大资本操纵市场、牟取暴利，大量资金从实业转向投机，真正深耕实业的民族企业举步维艰。同时，政府无力统一货币、稳定金融，法币贬值、通胀肆虐，彻底摧毁了工商业的生存根基，辛苦经营的实业利润，抵不过货币贬值的速度，无数民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。
再者，无力抵御内外风险，繁荣不堪一击。对内，政府无法平息战乱、稳定政局，连年战火摧毁生产设施、阻断商贸流通，工商业发展时刻面临战火威胁；对外，政府没有强大的国力维护国家主权，无法推行关税自主、保护民族产业，西方列强商品与资本肆意涌入，日本等外敌更是大肆掠夺侵占，民族工商业在外资挤压下毫无还手之力。所谓的繁荣，完全建立在沙滩之上，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，便迅速陷入萧条；抗战爆发后，更是彻底凋零，近乎覆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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